我国可考的最早的同性性行为“比顽童”见于《商书·伊训》，距今约3000年，而清代著名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则认为“娈童始于黄帝”，若按此计算，我国的同性恋现象存在已有4700余年。
历代文献中多有相关记载和描述，如《战国策》魏安王与龙阳君的“泣鱼”之恋，韩非子《说难》记载的卫灵公与弥子瑕的“分桃”之好，班固《汉书》所记的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爱等。因此，“龙阳” “泣鱼” “分桃” “断袖”等成了文人雅士对同性恋的隐喻或代称，一些批评人士则称之为“外宠” “嬖幸” “佞幸”等，民间俚语则称之为“男风（南风）” “相公” “相姑” “兔儿爷” “小唱” “契兄弟”等。
汉朝的男宠之风非常普遍，两汉可考的25个刘姓帝王中，有男宠的多达10个。明代之前同性恋现象的文献记载多限于帝王将相，及至明代中期以后，文献记载中同性恋现象发展比较迅速，甚至一度成为一种风气，上至帝王公侯，下至庶民百姓，都热衷于这种风气，士人成了最活跃的阶层，形成了京师、江浙、闽南三个同性恋中心区域以及相应的文化圈，甚至出现了男同性恋卖淫的场所——男院。清代陈森所著以同性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品花宝鉴》的出现，标志着明清时代同性恋之风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总体而言，我国古代对同性恋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稳定的，认为其是一种行为、癖好、风气，或称之为同性爱，同性恋者的生活状态是比较暧昧的。
民国时期，我国受西方的影响，逐渐认同同性恋是一种疾病，应该加以矫治。在全球同性恋亚文化运动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获得明显改善，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西安、成都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许多同性恋组织和亚文化圈。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发布，同性恋不再被定义为精神疾病。
总之，西方同性恋历史经历了从“行为”到“身份”再到“共同体”的演变，我国同性恋历史则经历了从“男风”到“疾病”再到“亚文化”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