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科克伦（Cochran）2003年对美国2917人（其中同性恋者41人，双性恋者32人，异性恋者2844人）的调查发现：过去一年中，男同性恋者重度抑郁的患病率高出异性恋者3倍，惊恐障碍患病率前者比后者高出4. 7倍，20%的同性恋者罹患5种精神障碍（重度抑郁、广泛性焦虑、惊恐障碍、酒精依赖、药物依赖）中的2种或以上；女同性恋者的广泛性焦虑患病率明显高于异性恋者。金•迈克尔（King）对英国2179人（男同性恋者656人，男异性恋者 505人，女同性恋者430人，女异性恋者588人）的调查显示：男同性恋者的临床健康量表得分较男异性恋者高9%，女同性恋者较女异性恋者高10%，经卡方检验，差异显著；50%的男同性恋者和57%的女同性恋者有自伤想法，付诸行动的比例分别为54%和56%；56%的男同性恋者和58%的女同性恋者有情绪障碍；52%的男同性恋者和44%的女同性恋者有吸毒行为。这两篇研究非常具有代表性，以后的诸多关于同性恋者心理健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与之相似或相近。总的来说，男、女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更易出现心理疾患、自伤、自杀、 物质滥用（酒精、毒品）等问题。
国内目前缺乏同性恋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官方权威调查数据。鲁龙光教授等人较早地研究了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问题，他们发现同性恋者中53.1%的人经常焦虑，21.6%的人感到孤独，18.3%的人感到忧郁，87%的人感到痛苦及无安全感，40.5%的人有自杀企图。刘华清教授等人发现60%的同性恋者存在极度紧张、恐慌、抑郁、焦虑、孤独等负性情绪，33%的同性恋者有过自杀行为，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查量表（MMPI）的测量发现同性恋者的疑病、瘠病、精神分裂、抑郁和精神衰弱等因子评分高于常模。
我们2006年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CL – 90）对男同性恋者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发现，男同性恋者量表总分及10个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常模，男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普遍存在较多的情绪及心理问题，如焦虑、恐怖、抑郁、强迫、精神病性症状和各种躯体不适等，他们看待问题比较偏激，对人比较敌对，人际关系普遍敏感。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对闭塞、狭小， 缺乏周围群体的认同，周围人不愿或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情感支持，他们对自己的性取向、性行为感到恐慌、迷茫。朱晓艳等的调查与我们的结论基本一致，男同性恋者9个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常模，约20%以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强迫症状、抑郁、焦虑、恐怖、精神病性症状及各种躯体不适等。孙伟铭等人对男同性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的调查发现，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抑郁自评量表（SDS）得分均显著高于常模，焦虑、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 32. 31%，63. 07%、田宝伟等人2016年的研究也发现男同性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普通男生，主要表现在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方面。
同性恋者心理问题理论模型
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包括焦虑、抑郁、自伤、自杀、物质滥用等，其生存状况、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究其原因，可能与他们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有关，比如歧视、偏见、污名、 性侵、暴力、经济、婚姻等外部压力，还有身份认同、身份隐藏、内化恐同、“出柜”（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等内部压力。
梅耶（Meyer）通过荟萃分析的方法系统整理并分析了诸多前人的研究，在理论上提出了针对性少数人群的“性少数压力模型”（Sexual Minority Stress Model， SMSM）如图：
性少数压力模型图（来源：Meyer，2003）
该理论模型从一般压力、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三方面阐述压力对性少数人群心理健康的影响，每一种压力都有对应的压力源。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各种因素，如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状况等，都会导致压力的产生，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这为一般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社会环境中的少数身份特征，如种族、民族、性别等，因受到歧视发生偏见事件（暴力等）而带来外部（远端）压力。个体对自身性少数身份的认同程度也会产生压力，具有身份认同障碍的性少数个体往往认为自己的身份不被主流文化所接受，因此出现害怕拒绝、隐藏身份、内化恐同等内部（近端）压力。
外部压力由外部压力源引发，不依赖于个体的自我认知与评价，而内部压力是由于个体的认知偏差所引发，与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知、情绪、行为等密切相关。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之间的区分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在认知因素作用下，外部压力可以内化为内部压力。
该理论假设性少数群体压力从外部环境到自身是一个连续体，越靠近自身，对个体的影响就越大，因此一般压力、外部压力、内部压力对性少数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是逐级增加的。一般压力和外部压力一方面可以直接作用于个体，导致消极的心理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内化为内部压力，间接影响个体的健康。
个体的性少数身份认同还可以通过身份特征和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心理健康。性少数身份特征不仅是压力的来源，也是压力产生过程中的重要调节器。首先，性少数身份特征可以增强或减弱压力所带来的影响。当性少数身份特征更加明确时，个体往往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群体遭受社会污名与歧视，从而内心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导致个体消极的心理健康状况。其次，当个体的身份特征与能够改善压力的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相联系时，又可以成为解决压力的内部能量的源泉，为个体提供相应的应对策略，更好地应对压力问题。个体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积极主动性，重建社会支持系统，加强情绪控制力、问题管理能力来解决压力问题，从而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同性恋者心理问题原因解析
同性恋性取向本身并不会引起心理疾病，但在异性恋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同性恋者经常被冠以多种社会污名，成为被攻击的对象，遭受多方面的歧视，无奈地接受着各种不公平的待遇，面临着来自工作、学习、生活等多方面的压力，从而威胁着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导致多种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
社会污名
社会污名（stigma）：对同性恋者而言，社会污名是对其行为、身份、群体间和群体内关系的消极评价，表现为排斥、拒绝、指责或者贬低等刻板印象和社会标签。琼斯（Jones）的冲突理论认为，维持自我概念的稳定和一致需要一定的心理活动和经历，社会污名在个体的自我知觉和他人知觉之间引发了心理冲突，导致自我知觉的不稳定和脆弱，从而引发了相应的心理压力。社会污名会使个体更加敏感，不愿与他人沟通。为了避免消极评价、歧视和暴力，同性恋者须时刻保持对周围人和环境的警惕性，这种压力长期、反复、持续存在，给其带来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和物质滥用等问题。
偏见与歧视
偏见与歧视（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同性恋身份会使其遭遇许多偏见事件，如就业歧视、仇恨罪行、仇恨言论、拒绝同性恋婚姻等。这些与偏见相关的生活事件对同性恋个体心理健康的伤害要远远大于普通生活事件，偏见使个体产生消极的认知观念和负面行为，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和情绪障碍，出现自伤、自杀、药物滥用等。在心理因素影响下，偏见也会对同性恋者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进而导致癌症、高血压、病毒感染等身体疾病的发生。
暴力侵害
暴力侵害（violence）：大量的文献表明，同性恋者在人生不同阶段，尤其是青少年时期，都曾经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暴力侵害，如言语辱骂、恐吓、肢体攻击、性侵等，严重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遭受暴力侵害时，他们会产生相应的愤怒反应，然而特殊的身份使他们往往不能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愤怒情绪往往无法表达和发泄，愤怒所导致的攻击力无法指向他人和外界，因而只能转为攻击自身，在感到无助、绝望时出现自伤、自杀等恶性事件。
内化恐同
内化恐同（internalized homophobia）概念由马利恩（Malyon）首先提出，将其定义为同性恋者将当前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消极态度和羞耻感的内化表达。梅耶（Meyer）将其进一步表述为同性恋群体把社会敌意和歧视内化到同性恋成员自身的观念和行为中。纽科姆（Newcomb）等人发现，内化恐同不仅表现为同性恋对待自己的性取向的消极态度，还包括了其对同性恋群体的否定， 对向他人出柜的行为的不适，不想与同性恋的标签产生联系，对同性性行为的反感。
心理学认为，当外在的社会态度与个体的自我认知发生联系时，便会对自我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当同性恋个体还未意识到自身是同性恋时，他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社会态度的影响，并且内化为自身的社会观念，这是一种社会化的习得过程；而当同性恋个体意识到同性对自己的吸引力时，便通常将习得的恐同的态度（厌恶、反感、敌意等）用来看待自身的行为，在不断的重复作用下，同性恋者逐渐将恐同观念内化成自我的一部分，形成内化恐同，进而对自己的性取向产生一系列的消极态度，严重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
从“性少数压力模型”来看，内化恐同处于环境到自我连续体的最近端，是构建同性恋自我连续性的极大阻碍，内化恐同代表着一种内部的、潜在的压力形式，因此在没有出现消极事件时，同性恋群体消极的社会价值观也会伤害到自身。
内化恐同会导致同性恋者的自尊水平降低，自我评价降低，自我否定，社会支持获取减少，自我身份认同的整合性较差，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出现严重的心理健康、物质滥用等问题。
隐藏与出柜
隐藏与出柜（concealment and coming out）：面对偏见、歧视与污名等外部压力，多数同性恋者往往选择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以免遭伤害，隐藏的策略主要有：坚称自己是异性恋者，坚决排斥或公开诋毁同性恋者；故意在别人面前表现得特别喜欢异性，刻意讲一些两性的笑话；主动回避有关同性恋的话题，刻意避开单一性别的活动等。
隐藏所利用的心理防御机制是压抑，是一种不成熟、对心理健康有害的方式。隐藏性取向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避免一些外部伤害，但在扮演多个角色的同时又会带来新的压力，甚至会有人格分裂的感受，对心理健康造成消极的影响。同性恋者在各种情境下必须时刻监控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他们看来，一个姿势都有可能成为身份暴露的线索。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朋友、兴趣、爱好、表情都十分的谨慎，害怕别人与自己亲密交往会发现自己的性取向.因此，他们常在“欺骗”的基础上与朋友交往，导致内心更加痛苦、压抑，进而影响免疫功能和身心健康。
隐藏身份还会影响同性恋群体之间的认同与沟通交流，隐藏身份将无法获得该群体内的各种资源支持，个体只能承受着损害身心健康、失去群体内部支持的痛苦，而融入该群体当中，就可以获得群体内部的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于是，一些同性恋者选择出柜以寻求群体的支持。“出柜”是同性恋群体自创的特有名词，是指在自己的生活、工作圈子里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如果公开范围有限，称为部分出柜，如果范围无限（如媒体公开），则是全部出柜。
出柜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公开性取向，去掉了伪装，会让个体有压力释放感，减轻焦虑；同时促进了自我认同，获得了出柜群体的认同和支持，而且获取了一定的可用资源，在一定时间内对自尊及身心健康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出柜后必须要用显性身份面对来自家庭、社会、学习、工作、生活中存在的污名、歧视、偏见、暴力等；相比以前用隐藏身份面对时，这些压力短时间内增加了数倍；而且一旦出柜，没有再次隐藏的可能；当无法适应新身份时，不堪重负时可能会选择自伤、自杀。
家庭婚姻压力
家庭婚姻压力（family and marriage）：同性恋者无可回避地面临着家庭与婚姻的难题，尤其是在我国传统文化压力的影响下， 婚姻成了两难问题。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不和异性恋爱结婚，就面临着整个家庭、家族的巨大压力。如果用出柜的方式拒绝婚姻，一方面未必能获得家人支持，有的父母甚至以死相逼，有的还会被送到医院强制“治疗”，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出柜后必须要面对新身份带来的压力和问题，未必如自己所愿。如果选择和异性结婚，一方面欺骗了自己，违背了自己的性取向；另一方面欺骗了对方，会产生内疚、自责，而且如何处理和异性的性生活将成为新的难题。
同性恋身份使他们有苦不堪言，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以及同性恋者自身的认知态度， 使他们大多数生活在压抑、苦闷之中。在多重压力影响下，这个群体的性关系更加混乱，增加了传播艾滋病等性病的风险，这些问题又反噬他们的身心健康，形成恶性循环。